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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诗礼门第 五百年孝友家风

十七世诗礼门第 五百年孝友家风

——透视淄西毕氏家族

明天启、万历两朝,对于山东淄川来说,是英才辈出的时代,跻巍科、仕高官者不胜枚举。然而一门之中能三士同升并赢得一座“三士同升”坊的却只有淄川西鄙的毕氏家族。毕木的八个儿子中,四子自严、六子自寅、八子自肃,分别官至户部尚书、户部主事、辽东巡抚。

毕氏在中国也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族姓。据《史记》考证:“毕公高与周同姓。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淄西毕氏的始祖名敬贤。敬贤的父祖辈于金、元间,为躲避战乱,从地处平原的河北枣强迁到了当时相对比较安定的“益都颜神镇之石塘坞”,即今天的博山区八陡镇一带。传之几世已不可考。迨至明洪武初年,社会由动乱趋于安定。然而,由于近百年的战乱、灾荒、瘟疫,人口锐减,淄川已变的十室九空,“乐地无主”。就在这个时候,淄西毕氏的始祖敬贤,不满足于生活在相对蔽塞的山区——石塘坞。为了寻求发展,在经过反复地勘查之后,选定了淄川西部的西铺村(现属周村区王村镇)作为新的居住地。西铺村历史上叫做崔家庄,北依长白山,南临豹山,东通青州,西及济南,土肥溪清,可桑可稼,是理想的发展空间。那时,这里尽是无主之地,于是,为后世称为石塘翁的毕敬贤,便划地为业,筑土为宅,举家迁到了这里。相传毕敬贤感到先人骸骨远在石塘坞,不便祭扫,便瞒着他的其他兄弟,偷偷地将先人骸骨迁葬到了西铺村西的一块空闲地的橡子树下,毕氏后裔称之为橡子墓。不料想,这块看似平常的墓地,在堪舆家的眼里竟成了古人谓之“虎带剑”的风水宝地。

《淄西毕氏世谱》告诉我们,从始迁西铺的敬贤,直至六世祖毕忠臣,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直和书香无缘。要说毕氏后来的发迹,六世祖毕忠臣是个承前启后且颇有远见的人物。最初,他虽然是在县衙中当一名小吏,但是为人却“勤俭敦厚,宽仁乐施”。待家业稍裕之后,他感到当一辈子小吏不会有大的出息,便辞职回家。务农之余,便把心思放在了对子女的教育上去了。

毕忠臣有七个儿子,分别名为檠、架、丛、林、树、木、本。毕氏后裔称之为老七支。毕忠臣的七个儿子中多数是以农、商、掾、吏为业,惟独让六子毕木拜在同邑大儒张敬门下读书。张敬,字尔和,号松石。万历五年进士,初授中书舍人,以学行兼优,任教习驸马,继升礼部仪制司主事。他有四个儿子,除长子、三子少亡外,次子中发成为一代名书法家,四子至发官至一品,位极人臣,是明崇祯朝四十八位宰相之一。在张敬的精心培育下,毕木进步很快,在淄川与号称秋澄公的王教齐名。也正是从毕木起,淄西毕氏才真正开始有了书香的气味。严格地说是毕氏六世祖忠臣的一个不满足现状的想法和张敬的精心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家族后来的命运。

毕木,字子近,号舜石。清人王培荀称他“为人刻厉,敦实学,读书多有妙解”。《淄西毕氏世谱》也称他是“毕氏文学第一人”。可是,尽管他满腹学问,仕途却并不顺利,竟屡试不第。在他刚满30岁的时候,就决心不再应试了。当时,提督山东学政的学使也为之惋惜不已,竟破例赐予他冠带,使之为儒官。或许是受“存天理、灭人欲”宋明理学的影响,毕木对己、对子女、对家族的要求和约束是十分严格的。对自己,他重在自律。为了检验自己平时一念之善恶,他在自己庭院的小亭内放了一只专用的碗,每当有一善念便投入一颗黄豆,反之就投入一颗黑豆,并称此亭为“投豆亭”。晚年曾自撰一联,联曰:“检点身心,投豆亭中无黑子;怡愉性情,护花篱畔赏黄英。”其操守由此可见。

毕木自身的文学造诣也是很高的,他喜欢作诗,兼作小令。虽非专家,却也别有生趣。其诗词朴实清新,犹如园蔬新摘,胜过肥浓宿贮之品多多。晚年自号“黄发翁”,著有《黄发翁集》行世。

毕木对子女的管束和教育也是非常严格的。他在毕氏家祠中设置了一个“责善薄”,相当于现在的“档案”,用来记录子女的功过。“诸子有过弗悛,则挞于先祠而记之”。对于族人,毕木是通过亲订祖训来予以约束。祖训曰:“承前谟,不居间,不放债,不攻煤井;愿后世,学吃亏,学认错,学好读书。”这则祖训,除“不攻煤井”之外,其他内容放到现在也不过时。特别是“学吃亏、学认错、学好读书”这三条,不仅不过时,相反地倒更充满了时代的气息。淄西毕氏家族能够几百年昌盛不衰,究其原因,主要是得益于“教育”二字。
毕木在培养子女的才智方面,也是迥异常人的,他为子女们请了两位情性与识见截然不同的老师。他让作风严谨、为人循规蹈矩的黄栢林先生来教儿子们经史、策对等基础课,做到“日有课程”、“文有定数”。另外,他还着意将在淄川颇有名气的豪放不羁之士高捷先生请到家中,让他来教子女们吟诗、作词、琴、棋、书、画,并不时地带孩子们优游林下,以此来培养孩子们的创造性思维。正是这种严格而又灵活的家教模式,使毕木的八个儿子无不痛自砥砺,成为一时之秀。居家者为一方之名士,出仕者为庙堂之名臣。

真正使淄西毕氏门楣光大,成为一邑之望族的却并非毕木,而是他的儿孙们。毕木的儿子,分别名叫自耕、自耘、自慎、自严、自裕、自寅、自强、自肃。兄弟八人,号皆从阳。自耕号华阳,自耘号震阳,自慎号玉阳,自严号白阳,自裕号凤阳,自寅号旭阳,自强号祝阳,自肃号冲阳。跻身仕途又能成为一朝之名臣的是他的四子自严、六子自寅八子自肃。据王培荀的《乡园忆旧录》记载:“家亦山公(王巽),少颖悟,工诗赋、古文,与毕司农(毕自严)兄弟戚谊,而以文章莫逆。司农昆仲八人,号皆从阳,有华阳、震阳、玉阳、凤阳、祝阳、冲阳,司农则白阳也。新贵宴贺客,优演苏子卿牧羊故事。公在座,指示众宾曰:‘是何羊之多也?有白阳焉!玉阳焉!白阳其先众出群者乎?蠕蠕而动、雍雍而来者非旭阳耶?突群而至者是冲阳耶!何坌尘蔽日震其后者又有阳耶!’戚友皆为哄堂。”

在毕氏八阳中率先踏入仕途,且成就最大的乃是排行老四的毕自严。毕自严(公元15691638)字景升,号白阳。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举人,二十年(公元1592年)进士。初授南直隶松江府推官,在位六年。期间因公正执法,廉明勤政,为当地百姓所爱戴,称之为“毕青天”。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擢升为刑部河南司主事,寻改工部虞衡司主事,主管军械局。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升都水司郎中,管淮杨河道。翌年,升河南参议淮徐兵备道。旋因太夫人刘氏病故,丁艰归里。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起复补山西参议,分守冀宁道。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升为山西副使,分守河南道。翌年,加参政衔。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告病回籍。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起补陕西参政、洮岷兵备道。在此任上,一呆就是三年,直到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才被加按察使衔,移管榆林西路兵备道。翌年,加布政使衔管本事。从以上阅历可以看出。从万历三十五年起直至万历朝结束的12年间,毕自严基本上是在西北诸省任职,这时的西北道由于天灾人祸已经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动乱。数年之后,李自成在这一带揭竿起义。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毕自严才得以升任太仆寺卿,由地方走进京城。泰昌是个短命的皇帝,在位仅一月就被毒杀了。天启皇帝即位,升毕自严为佥都御史巡抚天津等处。两年之后,升为户部右侍郎督理辽东粮饷。在天启朝的七年间,毕自严又先后出任过户部左侍郎、右都御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南京户部尚书等职。旋因与奸宦魏忠贤不和,称病去职回籍。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毕自严被起用为户部尚书。翌年,加封太子少保。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曾因他人的连累被免职归田。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因在四川平乱有功,官复原职。三年之后,病逝于家中,享年七十岁。

毕自严历事三朝,为官二十一任,从政四十三年。明神宗之荒怠朝政,明熹宗之宦官专权,明崇祯之刚愎自用,周旋于其间,殊非易事。毕自严能处乱世而不惊,守正不阿,洁身自好,全身而退,实为一代名臣。王培荀的《乡园忆旧录》评价毕自严:“明季,寇盗充斥,大司农为吾邑毕白阳。公竭力补苴,后人或议其琐碎刻核,亦未思其时为何时也。当日,入不敷出者百万有余。调拨千端,饷支百绪,呼饥繁于蜩螗,勺水之益,不敌尾闾之洩,非点金雨粟,更有何术?”“崇祯时,白阳公操国计,以度支日匮,不得不尚综核。值大旱,御史某奏疏云:‘烹弘羊,天乃雨’。公笑谓同列曰:‘渠意欲烹白阳耳!’”“当捉襟见肘之时,为补偏救弊之举,大司马张公坤安称为‘真司农’不虚也。”

毕自严不仅是一代廉吏,也是一位颇有文采的学者,他的诗文都有很高的造诣。他为文曲折条达,不染钩棘之习,“高念东称其七律可分华泉、沧溟之座”,则又政事又兼文学者矣。纪晓岚编纂的《四库全书》中就收录了他的《石隐园藏稿》八卷。“绿杨春树荫芳邻,中有夭桃别样新。马上不烦频指点,好花应笑白头人。”从这首七绝《途次咏桃花》中,约略可见其文才之一斑。毕自严之所以在文学上也能取得很高的成就,这与他秉承家教,刻苦读书是分不开的。《乡园忆旧录》中记载:“公每入署,舆后置书二寸余。中旨日数十下,公即刻奏成手中。僚友倦退,公方危坐,一灯荧荧,必尽读所挟书,漏下数刻乃归,以为常。”具备了这种持之以恒,好学不倦的精神,何艺不精?毕自严不仅喜读书,还在家中建了座万卷楼,广泛收藏图书,以资后人。万卷楼联云:“万卷藏书益子孙,十年树木起风云。”在毕自严看来,与其为子孙留下万贯家产,不如留给子孙万卷图书。近年来毕自严的尚书府已陆续得到保护和恢复,因后来的蒲松龄曾在此教过书,取名为“蒲松龄书馆”。这个名字似乎有欠妥贴,因为蒲松龄不过是客居毕家并非主人。

继毕自严之后走进仕途的是他的六弟毕自寅。自寅,字畏甫,号旭阳。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举人。他天资聪敏,有过目成诵之才,年仅13岁就考中了秀才,连学使都称其为神童。自寅乡试中式后,曾五上公车,竟不得售。后谒选吴桥令。三年报政,升南京兵马司指挥,再升南京户部广东司主事。后因受孔有德部赴辽作战途经吴桥哗变案连累而罢官。先是,孔有德、耿仲明及李九成皆毛文龙部曲。文龙死,走入登洲。登洲巡抚孙元化乃以孔有德、耿仲明为游击,李九成亦为偏裨。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冬,大凌围急,孙元化遣有德赴援。抵吴桥,天大雪,众无所食。李九成与其子李应元率部卒劫持有德哗变,有德从之。还兵大掠,陷陵县、临邑、商河,践齐东围东平。既而舍去,陷青城、新城,而新城受祸尤惨。因为当时自寅曾任吴桥令,故受连累而罢官。归田之后,他在故里构建了一座拱玉园,日与朋好啸饮其中。名流赠篇并附己作,刻有《拱玉园诗》。此外还有《志隐集》《选石斋诗》行世。

毕氏八阳中排行老八的毕自肃也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自肃,字范九,号冲阳。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进士。性沉毅果决,多雄才大略。初,授定兴县令,便勇刹过往官员横索滥派之风,使定兴驿站从多年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过往官兵畏其威而无敢横者,因以循声大著,深受一方军民之爱戴,获得了“神君”、“慈母”之美称。离任时,县民攀辕相送,并在城东为其建生祠。后相继任礼部主客司主事、提督会同馆、宁前道参议等职。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因参与宁锦之战有功,加封太仆寺少卿。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升任督察院右佥督御史,负责巡抚辽东。他至辽东后筑城储需,市马缮塞,本想大干一场,不意因山西云中一带告警,朝廷将财力、物力转投向了西线。毕自肃曾连续八九次上书请拨马匹、器械、抚赏及将士粮饷所需款项,朝中户部主管钱粮的官员竟充耳不闻,无从筹措,致使辽东将士半年之中缺饷四个多月,因而激起兵变。兵变平息之后,自肃愤恚不食,13天之后抑郁而死,卒年才49岁。

随着明王朝的寿终正寝和毕氏八阳的谢世,淄西毕氏家族经历三代人的努力而构筑起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辉煌告一段落了。清初,能够承前启后或活跃在政坛,或扬名于民间的依然是毕氏八阳的儿孙们。

毕自严有妻三房,分别为胡氏、李氏、吴氏。初,自严艰于嗣,先生两女,后得三男。长女适淄川沣泉乡王弘焘之子王砖,即《聊斋志异•鬼哭》中提到的“皋迪”。王皋迪的母亲毕氏死得很早,他比他的二舅父毕际有还要大八九岁。他的母亲去世之后,从小就寄养在外祖家,直至他的外祖父去世之后,才回到沣泉乡大窎桥自己的家中,毕际有的《赠四甥皋迪》诗,对这段渊源记述甚详。

毕自严的次女适沣泉乡的王樛。王樛是明朝末年曾官至户工二部右侍郎的王鳌永的儿子,王氏后人称其为银台公。清初,他以父殉难荫銮仪卫指挥佥事,官至通政司右通政。清初,很少有人识满文。据《乡园忆旧录》记述:当时,“值言路宏开,经费不足,乃请行钞,自缮清字疏条议以进。章皇帝大奇之,召入办事,翻译内外章奏。未几,由太常迁通政。将期大用,年逾三十而殁。”卒年仅39岁,可谓英年早逝。然而,他的文才很高,在当时常与高念东、唐梦赉、蒲松龄诸名士诗文往来,《山左诗抄》收录了他的传和诗。

毕自严在47岁那年才由他的侧室吴氏为他生了庶子际壮,八年之后,次子际有才问世;又过了九年,三子际孚才出生。际有、际孚均二室李氏所生。

长子际壮,少膺荫恩,复入邑庠。博闻强记,喜文工诗。著有《匹槐书舍诗草》。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毕自严去世,际壮赴京为父请恤,归而染疾,不及为父发丧而卒,年仅28岁。毕自严与长子双双归西之时,次子际有才15岁,而幼子际孚刚6龄,所以,支撑这个家族的重担就历史地落在了毕际有的肩上。

毕际有(公元16231693),字载积,号存吾。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拔贡,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授山西稷山知县。稷山县位于汾水河畔,因河水冲刷,土地逐年减少。经多年的积累,土地数已和粮赋数严重不符。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他到任后据实上报土地亩数,请求减免了空头粮赋,并形成条文固定了下来。他又置二簿,将本县各业之人分别造册,由县衙统计备案;对无固定职业者以法约束其从事正当职业。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因政绩卓著升为江南通州知州。当时,通州一带的沿海并不安定,朝廷设总镇,派柳同春将军镇守。按以往的经验,地方长官与驻军首领很难合作。柳同春与毕际有同一天赴任,柳将军本自贵倨,但与毕际有交谈之后,不觉倾倒,相见恨晚,订为昆弟之好。任期内,由于两人和衷共济,兵民也能和睦相处。通州盛产鳓鱼,按明朝旧例,每年要向朝廷进贡99条。毕际有上书要求豁免,民困大苏。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在通州任上只干了两年的毕际有被朝廷以“通州千总解运漕粮积年挂欠,变产赔补不及额”为由免职。毕际有离职时,通州的士民众庶都为之惋惜,涌到江边为其送行,有人还专门画了一幅《江干系马图》送给他,以寓挽留之意。清代知州分为两种:一为直隶州知州,地位略低于知府;一为散州知州,地位同于知县。通州为江南(今江苏)直隶州,所以蒲松龄称他为毕刺史。刺史,也称太守,即知州。毕际有在文学上也能继其家学,诗文具工,著有《泉史》《淄征乘》等书,与修过《济南府志》《淄川县志》。

毕际有罢官回乡时刚好四十岁,在重振家园的同时,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对子孙的培养教育上。他把当时在淄川一带颇有名气的教育家蒲松龄请到了家中,教育他的六个孙子,家塾就设在尚书府中的绰然堂里。当时,蒲松龄还写了一篇《绰然堂会食赋》,描绘他的学生们的就餐百态。《序》曰:“有两师六弟,共一几餐。弟之长者方能御,少者仅数龄。每食情状可哂,戏而赋之。”由此《序》可知,当时在毕府任教的还不止蒲松龄一人。蒲松龄中年进毕府执教,直至71岁才撤帐归里,在毕家教书30余年,毕自严及其兄弟的孙曾辈大多数受过蒲松龄的教诲和影响。另据毕氏后裔毕淑德先生考证,早在康熙五年前后,蒲松龄就在万家庄毕自肃的后裔中教过书。

毕自严的幼子毕际孚,原名际兑,字信涉。父亲和大哥去世时他才6岁,是在母亲李氏的抚养和二哥的带领下长大的。16岁那年,开始分家,独撑门户。后拔贡入监,考授州同知,因母老不忍远离,告归侍母,绝意仕宦。际孚居家勤俭,一生耕读为业。晚年以田园付诸子经营,潜于东庄养息,名之曰“安乐窝”,日与老农园叟量雨较晴,不理外事,自号“拙隐”。曾筑“逸老园”一所,优游其中。《逸老园记》就是由蒲松龄代写的。际孚享年68岁,死后新城王渔洋为其撰墓志铭。

毕自严为三个儿子娶的媳妇也均为名门望族之女。这大概与那个时代特别讲究门当户对有关吧。际壮的发妻是新城安远将军、临清参将王象丰之女。王象丰的从兄王象乾与毕自严曾同为崇祯朝的尚书,并都赢得了“四世宫保”的殊荣。际壮去世时,妻子才25岁。她享年84岁,却守寡59年。际有的元配夫人是同邑举人应州知州王所须的女儿,继娶也是王象丰的女儿,享年91岁。死后,蒲松龄为她撰写了墓志铭,对王氏的为人行事赞不容口。著名诗人王渔洋是王象晋的孙子,王象晋与王象丰是叔兄弟,所以毕际友也就成了王渔洋的从姑夫。际孚有过四房妻室,元配李氏是章丘卫辉府知府李缙征之女。侧室伊氏、张氏、王氏,家门出身不详。

毕自严的子侄辈共有18名男丁。除了他的三个儿子之外,还出了一名海运守备,一名拔贡生,两名岁贡生,其他的均为邑庠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秀才。

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毕际有去世,至此,毕氏家族近四十年的第二度繁华宣告结束。支撑这个家族的担子就落在了他的儿子毕盛钜的肩上。这期间值得一提的还有毕际竑和他的孙子毕世持。

毕际竑是毕自肃的长子,字孟议。岁贡生,曾被举为乡饮大宾。他年甫14岁,父亲就为国殉职。他从父亲的任所宁远“间关归来,襄办丧务,一切备礼。”事诸母克尽子职,抚幼弟敦于友谊,乡党称焉。及毕自严、毕自寅过世之后,际有兄弟方幼,门户一度中落,公一力支撑,“宗人倚为长城者四十年,巨细取决焉。”工书法,以暇治举子业,文师先辈大家小试辄冠军,而十三度赴秋闱竞不售,像蒲松龄一样,终身怀才不遇。然而,他的孙子毕世持却为其家族赢得了一份殊荣。

毕世持,字公权,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山东乡试解元。王培荀的《乡园忆旧录》曾记到:“毕公权世持,前明辽东巡抚讳自肃之曾孙也。毕氏世居长白山下。先生为诸生,声誉赫然。施愚山学使评其文:‘振衰起靡,功不在昌黎下。’康熙戊午,翁宝林司冠主试,取为榜首。闱文一出,士林先睹为快,风行一时。是科,山左文甲诸省。先生负才,卓荦不羁。未秋试时,居一楼,日与朋好博饮喧呼,秉烛乃息。时而展卷;时于风清月白之夜往山岩听泉,危坐达旦,人莫测也。至是发解。在省垣观剧,长身玉立,面目如画,稠人中耸然如鸡群之鹤。三大宪亭上宴客,共相指目,问谁何,左右以新科解元对。延之入座,无不叹其才品。”博山赵秋谷执信,也与世持同科中举。所不同的是,翌年春闱赵执信即联捷成进士,而声名远播的毕世持却连续三上礼闱而不售。坎坷的仕途对这位才人打击很大。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除夕,他的长子毕海玥病殁;翌年正月,他的父亲毕盛育以哭孙而猝死;半年之后,世持也因父卒子亡而伤心过度,抑郁以卒。卒年才39岁。半个月之后,世持的祖父际竑也因经不住这场家庭巨变的打击而身亡。仅仅半年多的时间,毕世持一家四代命赴黄泉,实人间罕见之不幸。

毕世持去世之后,他的生前好友蒲松龄将其遗诗整理成集,题名为《困庸诗》。蒲松龄在为《困庸诗》写的跋语中说:“公权天分绝人,而其生平多病善思,每忆亡书,或字句不得,辄辗转终夜达旦,困顿至不可起。同人论其为文如独茧抽丝,亦可以想见其为人矣。生平口不言诗;偶一作,亦稿而投之箱簏,不甚示人,故人也罕见之。今人琴去矣!搜得其吉光片羽,读之锵然,悲凉尖颖,直将前无古人也者。使假之数年,逸以翰苑,王、李之帜何足拔,钟、谭之坛何足登哉!”对于毕世持的英年早逝,蒲松龄也深感痛惜,竟发出“才人之生,适值般阳文劫,宁非天耶”的悲鸣。相传翁宝林主试山东取中毕世持等名士之后,以得人而自庆。他的一位侍姬颇通文墨,阅过所取之士的文章之后,曾对翁宝林说:你所取的前几名虽然都是名重一时的才子,可惜却都不能成为飞黄腾达的显官。后来的事实果真应验了这位侍姬的预言。毕世持39岁就离开了人间;赵执信因国制未除演《长生殿》而罢官,终生未被起用;冯大木尽管才华横溢,但终其生也只做到一个小小的中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智商过人,但也有一个共同的弱点,恃才傲物,情商欠佳。

与毕世持同时代的毕世济,也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奇才。毕世济,字济川,明户部尚书毕自严的曾孙。世济聪明绝世,美髯盈尺,望之若仙。喜好读书,于书无所不读,尤精于《易》。幼时家贫,无力购书,从亲友家借的书,抄录一过辄不忘。为了节省灯火,常于月明之夜登树梢借月光而读,其刻苦的学习精神,造就了他不凡的学识。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在山东乡试中,毕世济高中第十六名。他在这次考试中所作的文章奇崛古宕,不遵常解,深为主考官赏识。翌年,入京会试,因天气炎热,在考试的号舍中脱衣裸处,考军禀告考官,取消资格。从此之后,毕世济便绝意功名,不再应试,以教书为业。毕世济教授生徒尽职尽责,对于那些智商偏低的学生也从不嫌弃,诲之不倦,所以出其门下者往往成名而去。坎坷的生活经历,使得毕世济性格显得有点乖僻,见俗客瞪目白视,不交一言,时人称之为“疯子”。他自己却说:“不疯不能避俗。”毕世济一生之中十分注意身体锻炼,能赤身立于夜雪之中或坦背曝于烈日之下而寒暑不侵。喜游山水,虽年逾古稀,涉险阻如履平地。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八月十日晚,他将弟子叫至面前讲授《汉书》。迨至半夜时分,起身慷慨悲歌,对众人说:“我本草莽之人,不意竟享受了八十七年的太平日子,我就要去了!”翌晨,无疾而终。毕世济一生之中著书很多,计有《古本〈大学〉释注》《项氏齐物论》《韵学通》《大学衍义》若干卷。晚年著《易经注解》一书,珍藏不与人见,一夕为火所焚大痛,谓“生平精力,尽于此书”。

自康熙年间的毕际有之后,历康、雍、乾、嘉四朝,毕氏后裔在仕途上几乎寂寂无闻,只是到了道光年间,毕氏第十六世孙毕道远才又为这个古老的家族赢得了一份殊荣。

毕道远(?—1889年),晚清重臣,字仲任,号东河。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检讨、山西正考官、记名御史、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咸安宫总裁。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充国史馆纂修,先后任文渊阁校理、顺天乡试同考官、广西正考官、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兵部侍郎、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总督仓场。京城仓场总督是一肥缺,在那种贪墨成风的时代,任此职而不中饱私囊者鲜见。但毕道远任职期间,坚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处处秉公办事,所收皇粮确保质量,赢得了京城士民众庶之拥戴。当时京城曾传一歌谣:“毕道远督仓场,京城不吃霉烂粮。”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毕道远升督察院左都御史,先后任顺天乡试副考官兼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经筵讲官、武英殿总裁、玉牒馆副总裁兼顺天府府尹。任山西正考官期间,将所得俸禄大部资助贫寒学士。三任总督仓场期间,廉以持己,严以御下,革除陋规,澄清了多年的积弊,使那些玩弄手法、暗中作弊的仓户均不得肥私。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兵临京师,咸丰帝急召诸王大臣商量对策,众大臣多依违两可,惟独毕道远态度鲜明,表示誓死决战,以保社稷,因以与丞相肃顺之意相左。毕道远居官清正,治家俭朴,其夫人邵氏30余年穿布衣,担水、舂米,无不自为。毕道远性格开朗,平时喜作诗,善书法,并名重一时。

在横跨明清两代,长达五百余年的历史中,淄西毕氏家族出了两名尚书,一名巡抚,十几名进士,几十名举人,还出了许许多多情态各异、成就不一的文化人。正如毕道远所概括:“十七世诗礼门第,五百年孝友家风”。

纵观淄西毕氏家族的发展史,似乎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的振兴,既要拥有先进的思想观念,还要伴之以良好的文化教育。教育兴家、教育兴国,实乃万世不易之理。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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